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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務員辭職的話題近期倍受各界關注。智聯招聘發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動分析報告》稱，自今年2月25日起3周時間內，全國范圍內有超過1萬名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通過該網站投遞出求職簡歷，比去年同期增加34%。隨后有輿論稱，“公務員辭職潮到來了。” 針對此，《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期在北京、福建、廣東、江蘇、安徽等地采訪調研，發現2014年以來，辭職公務員數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規模成“潮”的程度。 個別地方辭職公務員增多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基層調研發現，個別地方辭職公務員數量有所增加，但整體上公務員隊伍未現明顯變化。 江蘇省公務員局負責人說，從統計數據看，江蘇目前沒有出現所謂的“離職潮”；省級部門未發現公務員辭職大幅增加。個別地區、個別單位確實出現部分公務員辭職現象，但基本屬于正常人員流動范疇。“現在的辭職現象與上世紀90年代初、本世紀初的公務員‘辭職潮’相比，遠不能等量齊觀。” 廈門市公務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從2014年至今，在該局所管理的政府機構編制內公務員還未出現主動提出辭職的情況。近5年來廈門市公務員流動沒有出現異常，只有極少數人提出辭職，主要是年輕的、沒有擔任領導職務的公務員，有的辭職回家“接班”管理家族企業，有的因家屬在國外而辭職。 2014年初，安徽合肥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辦主任周大躍、合肥市新站區領導等人辭職引起社會關注，不過當地受訪干部表示，合肥、安慶等地短時期內出現多名干部辭職只是巧合。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工作機會多，辭職公務員人數也多一些。深圳市人社局公務員管理處主任科員梁文浩說，去年深圳市公務員辭職數量超過100人，但在該市4.6萬名公務員隊伍中所占比例不高。總體上，男性公務員辭職比女性多。 記者從北京市委組織部、人力社保局等部門了解到，目前北京并未出現大規模辭職潮，但相比過去幾年，45歲以下年輕處級干部離職數量有所增加，有離職意向的年輕公務員比例也有所增長。北京市一個區統計，過去5年來，該區30歲以下公務員流失了300人。 北京市大興區政府有關負責人說，公務員離職情況逐漸增多，目前干部隊伍有一定心理壓力。2014年該區10個處級干部去了私企、國企，最近還有一些干部也提出辭職申請。“走的都是比較年輕、高學歷的人。老同志沒那么多想法，企業也不需要。從長遠來看，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重視。” 與此同時，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的意愿有所下降。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孟華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學生報考公務員的動力在下降。 另據統計，2015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計劃招錄人數為2.2萬人，共有140.9萬人通過資格審查，比上一年減少11.5萬，報錄比為64:1。這一比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呈持續下降趨勢。 離職公務員三大類型 孟華認為，公眾之所以關注公務員辭職現象，首先在于我國“官文化”根深蒂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走上仕途是首選。所以，公務員辭職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其次，隨著反腐持續深入，整個政治風氣的變化對一些干部產生壓力，而公眾也期望有公務員在壓力之下選擇辭職，因而對個別公務員辭職現象加以放大。 安徽南翔集團董事長余漸富認為，公務員一直以來被認為是金飯碗，優秀人才爭相扎堆想擠進公務員隊伍，這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人才流動的誤區之一。如果80%的人都想去當公務員，這個社會就不正常。事實上企業也很需要優秀人才，現在出現的干部跳槽現象有助于打破人才結構性失衡。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查了解到，當前離職的公務員主要有以下3種類型： 一是“身心俱疲型”。以安慶市大觀區辭職的4名干部為例，據當地干部介紹，這4名干部申請離職原因都是個人或家人健康問題。區委書記何謙患有抑郁癥，長期失眠；大觀區花亭街道黨工委書記檀浩也患有抑郁癥；龍山街道黨工委書記王強患高血壓和胃病；臨湖街道黨工委書記何琳的丈夫因車禍癱瘓，需長期照顧。 二是“急流勇退型”。江蘇一位縣級市開發區主任從事經濟工作數十年，2014年辭職到企業工作。他對記者說：“辭職換安心。像我這樣多年從事經濟工作的，誰能保證前些年沒有幫助別人搞先批后建？誰能保證引進的企業環評都過關？誰能保證開發區建設之初沒有點征地糾紛？現在到企業工作，之前的違規違法也能一筆勾銷了。” 合肥市委副秘書長周大躍辭職去企業也被當地干部認為是一種“急流勇退”。合肥市一位領導說，副秘書長也算是重要的領導崗位，走出這一步需要很大勇氣。 三是“壓力山大型”。律師陳長厚辭職前在福建省一個設區市中級人民法院當了6年法官，他說：“我辭職主要因為壓力太大，一方面來自生活上的壓力很大，去年我辭職時的工資只有每月3100元，很難養活家庭。另一方面工作量大，社會轉型導致案件越來越多，加班已是常態，而現在案件終身責任制也是很大壓力。” 多位基層干部反映，現在對基層干部的工作要求明顯提高。安慶市一位干部說：“過去全區年度工作計劃七八張紙，現在厚達一本書，內容增加、過程細化、落實到人，時間節點具體到每個星期。工作標準提高，群眾訴求多樣，一些老辦法不能用了，新辦法還在摸索，基層壓力越來越大。” 防止人才流失需完善機制 去年以來，中央不斷加強的作風建設和反腐工作，讓一些公務員“為官不易”，這有助于基層干部隊伍“擠泡沫”，把一些不能適應治理現代化要求的人淘汰出隊伍，讓能干事想干事的人留下。但有關專家和一些基層干部反映，目前基層公務員的待遇普遍較低，如何讓愿意留下的公務員安心干事也是面臨的突出問題。 其一，探索公務員聘任制，增強公務員隊伍優勝劣汰正常流動。 安徽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吳樹新認為，現在一些基層領導干部辭職仍屬個案，但隨著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公務員群體“洗牌”會加快。 孟華認為，任何組織都應當有出有進，能力差的出去，能力強的進來。但從辭職的公務員來看，大多是年輕優秀的人才離開。要增強公務員隊伍的流動性，實現優存劣汰，可探索公務員聘任制。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認為，無論是以前將當公務員視為“升官發財”，還是現在少數公務員自貶為“過街老鼠”，都是偏激、不正常的。下一步應繼續加強體制建設，讓公權力得到約束、規范，讓公務員這個職業不再有特權，加強正常流動。 其二，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和考核機制改革，留住優秀人才。 北京市海淀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劉勇表示，基層公務員待遇低，晉升空間小。過去海淀區街道每年福利有2萬～3萬元，占基層公務員總收入的1/4左右。而現在基層拿不準上面的政策，福利都不敢發了。因此，建議逐步提高公務員福利和待遇，并向社會公開，實現陽光化。 一些基層干部還表示，現在對干部激勵不足，應加大績效和收入掛鉤，加大對優秀人才的薪酬激勵。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高國希說，基層公務員工作壓力不小、收入不高、上升機會有限，其工作和生活狀況應予關注。去年底，中央審議通過建立基層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拓展了職業上升通道，建議繼續強化職務和職級分開，加大政策落實力度并向基層公務員傾斜。 其三，加大輿論引導，為公務員營造寬松外部環境。 多位受訪干部認為，腐敗分子不斷被查處曝光，導致一些輿論對公務員隊伍存在偏見，公務員隊伍的職業榮譽感有所下降。應加大引導力度，多宣傳公務員隊伍中的正面典型，讓公眾對干部真實狀態有全面客觀的了解，增強公務員職業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