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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礦產勘查風險籌資市場中，中國所占份額與中國作為世界礦產資源潛力大國、礦產資源生產和消費大國的地位不相稱　　2月27至28日，全國鐵礦勘查研討會在天津召開，凡涉及鐵礦資源的相關部委、協會、主要企業均到會，拉開了中國重啟全國范圍內鐵礦大勘查的序幕。　　此輪鐵礦大勘查的現實背景顯而易見：2008年，國際鐵礦石漲價65%。而據中國冶金礦山協會會長鄒健向《望東方周刊》介紹，中國鐵礦石消耗的51%左右依賴進口。2007年，全球鐵礦石產量是15億噸，中國就進口了3.8億噸，2008年，這一數字將突破4個億。“中國是世界的吸鐵石。”澳大利亞誠信礦業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世明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　　“開展新一輪鐵礦勘查，實現找礦突破，是提高國內鐵礦資源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徑。”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汪民直言，面對礦產品價格不斷走高和跨國礦業公司寡頭壟斷程度不斷加劇的資源新形勢，這幾年中國鐵礦石供應日趨被動，而其根源還是國內后備資源不足。儲量之惑　　國土資源部礦產開發司司長賈其海向《瞭望東方周刊》透露，中國的鐵礦儲量雖然有500億噸，但人均儲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時，礦山分布松散，富礦少、貧礦多。澳洲的鐵礦品位是40%～60%，中國的最低只有10%。這種分布特點導致了勘采成本相當高。寶鋼集團上海梅山礦業有限公司行政秘書王明宇解釋說，所謂的500億噸儲量是新中國成立后兩輪大勘探得出的結論。　　1949年全國解放時，中國的鋼鐵產量只有15.8萬噸，不到當時世界鋼鐵年總產量的0.1%。當時的資源勘探水平也非常低下，全國只有估算儲量18億噸；鐵礦石產量僅有49萬噸。　　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進行了第一輪大勘探。大量的鋼鐵企業都因礦而生，依礦而建，憑礦做大做強，如1952年始建的鞍鋼、1953年始建的馬鋼、1958年始建的武鋼、1959年始建的梅鋼等。當時國家的主要目標是鋼鐵產量，對鐵礦石的開采很不精細，因此鐵礦石開采的隨意性、盲目性和破壞性相當嚴重。上世紀70年代末，鐵礦勘查再次進入高峰期，一直延續到1989年。那次國內鐵礦石會戰的戰果，發現了“鞍山-本溪”等多個國家大型鐵礦。當年勘查出的鐵礦石依據當時的國內需求量，足夠300年的使用。　　按照上世紀90年代初的判斷，當時中國鐵礦石資源儲量、分布、品位等已基本探明。　　有“中國最大礦老板”之稱的中國寶貝國際投資集團董事長卞洪登并不認可這個結論。據他了解，中國西部的唐古拉山脈、昆侖山脈、祁連山脈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連綿不斷”，而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雖然都是貧鐵礦，品位較低，但如果就近開采，也能彌補從國外遠洋運輸的成本。此外，西藏、新疆99%的地方沒有探明儲量，青海93%的地方沒有探明儲量。對此，鄒健也指出，中國全國待勘明鐵礦可能尚有1000億噸。戰略之失　　“五六年前鐵礦石200元/噸，現在是1500元/噸。”鄒健以數字說明了中國長期不重視鐵礦勘查、開采的原因。　　中國礦業聯合會副秘書長劉益康搞了一輩子礦產勘查，他認為，“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沒形成礦業企業占有資源要有償的概念。以前地質隊用財政投入的地勘費，進行礦產勘查，探出礦以后交給國家，國家再無償地將其交給國有采礦企業。所以過去多數礦山企業缺乏主動獲取資源，投資勘查的理念。”劉益康介紹，礦產勘查屬于高風險投資的領域，勘查項目只有1%～2%可以最終成長為礦山項目。“投入很大，血本無歸，比比皆是；投入不多，收獲甚豐，不乏其例”。　　劉益康認為，既然礦產勘查具有風險投資的特點，中國過去依靠政府財政投入勘查和大型礦業公司自有資金投入礦產勘查的方式都是“正在消亡的投資方式”。同時，傳統銀行追求穩定回報，更不愿意冒風險投資礦產勘查。因此，礦產勘查的資金主要應該來源于風險投資公司、風險投資基金和具有風險投資意識的公眾。對于風險資金投資中國礦產勘查的現狀，劉益康用了“三個不相稱”來概括：在世界礦產勘查風險籌資市場中，中國所占份額與中國作為世界礦產資源潛力大國、礦產資源生產和消費大國的地位不相稱；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引進外資國，固體礦產勘查在引資中占的份額很小，與其產業地位不相稱；在中國礦產勘查總投資中，利用資本市場所籌份額與其他風險創業產業相比不相稱。卞洪登非常贊同劉益康的看法，他介紹，蒙古在引進社會資本勘查礦山的實踐經驗就很好。“蒙古政府沒花一分錢，就把全國的資源勘探清楚了，他們面向全世界開放勘探權。為此，蒙古一年能向全球勘探商收取170多億蒙圖（1元人民幣=150元蒙圖）辦理勘探手續費。人們開玩笑說，現在蒙古除了總統府，其他土地的勘探權都賣了。”“中國應該放開社會資本，發動全民來打一場資源勘查戰，國家只要在生產時從嚴從緊把關審批就沒任何問題。”卞洪登說。　　說到“三個不相稱”產生的原因，劉益康認為，從法律方面看，中國的探礦權作為財產權的私權性質不明確，探礦權的安全缺乏充分的法律保護；從政策方面看，中國沒有統一的國家礦業政策，協調礦業開發中涉及的金融、稅收、進出口、環境保護、國家安全等各方面的政策缺乏穩定性，而礦業屬于不可易地的長周期、高投入產業，特別要求政策穩定；從行政方面看，鼓勵礦產勘查的政策缺乏穩定性，只有政府標準，沒有企業和行業協會標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參與礦產勘查的經營；此外，勘查機構在處理社區關系時缺乏規范和依據，勘查公司和社區矛盾處理起來難度較大，導致濫采亂挖，危及安全和環保的事件時有發生。針對中國礦產勘查中存在的“體制孤島”和“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現狀，2007年，劉益康出版了一本關于商業性礦產開發的書。書中，他極力呼吁國家應該制定統一的礦業政策推進商業性礦產開發。具體的建言則包括：礦產勘查的稅收抵扣、財政補貼、資源耗竭補貼、用地制度、股票市場融資規劃等多個方面。礦權之爭　　鐵礦石價格的猛漲和巨大的市場需求導致了全國尋礦潮的席卷。賈其海告訴本刊記者，中國已在深部、尾部找礦技術上實現了很大突破，現在在內蒙古、湖北、河北、安徽等省區聚集了大量勘采鐵礦的隊伍。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華菱漣源鋼鐵有限公司總經理鄭柏平算是這個龐大的找礦隊伍中的一員，因為他的企業經營成本的70%以上來源于鐵礦石。　　鄭柏平介紹，湖南是個貧鐵省，每年的鐵礦石生產能力也就200萬噸，而湖南有幾家鋼鐵公司，省內的鋼鐵儲量連一家公司的需求都滿足不了。“現在各地都對鐵礦石看得緊，有礦首先滿足本地鋼鐵企業，有些地方就直接按協議價出讓礦山給本地企業，根本不按競價賣礦。”鄭柏平感嘆。如果說鄭柏平對地方保護主義的批評尚屬委婉的話，卞洪登對此則言辭犀利。　　“青藏高原有10萬山頭，沖下來的全是財富。”卞洪登介紹，這些山頭每年沖到河流的泥沙經過選磁機篩選，可以選出非常好的鐵精粉。用好這些泥沙，可以收一箭三雕之功：每年至少提煉4億噸鐵礦砂；疏浚淤積的河床；為當地的高速公路和鐵路提供打地基用的砂石。事實上，外地采礦企業很難進入當地開采。“在甘南，當地人根本不認采礦證、探礦證，他自己不辦證，別人的礦他敢理直氣壯地采，真礦主就曾被非法礦主轟出來過。”李世明說。　　由于礦產勘查權、開采權、土地使用權是分離的，同時地方礦產管理部門又以“資料保密，不能對外公告”為由，拒絕申請開采方查閱任何礦產分布資料和報批資料，“我就知道有的礦產管理部門的官擅自修改報批企業的申請日期，把別人辛辛苦苦找到的礦偷偷摸摸地交給他自己的人開。”卞洪登說。“現在是一個跑馬圈地、遍地開花的時代。”李世明說，“為緩解資源緊缺，國家鼓勵社會資金進入地質勘探領域，很多根本不懂礦業的人急功近利，拿到礦權不投入進行勘探，就倒騰礦權獲取利益。” 　　卞洪登現在深感手拿礦權“忽悠的人太多”。他在新疆有一個項目，來回跑了14趟，每次都有人帶路，“對方獅子大張口，要價簡直都想超過礦山的全部產值”。　　卞洪登說，因為礦產管理部門執行政策缺乏透明度，某些地方甚至出現把申請方交來的勘查報告集中拷貝賣U盤，出現一個U盤賣幾千上萬元的怪事。“管礦的人夜夜笙歌，燈紅酒綠，哪來的錢？”卞洪登質問。　　卞洪登在蒙古買了40個礦權，在澳洲、墨西哥也都有自己買下的礦權。寶貝集團辦公室的墻上掛滿了蒙古各地的礦產分布圖。卞洪登說，蒙古所有的礦產資料都是可以公開買的，而這些資料的售價基本上只是印刷成本而已。至于澳洲和墨西哥，“都是主動為我們提供資料。墨西哥杜蘭格州州長還親自來北京搞招商酒會，歡迎我們去開采，甚至為我們報銷去墨西哥考察的往返機票。” 整合之難　　卞洪登初次去蒙古考察是在2000年，當時他的身份是世界華商會副秘書長，那次他就發現蒙古的礦產資源很豐富，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蒙古找礦的外國人很多，但幾乎沒有中國人。　　3年后，卞洪登冒出一個想法：游說國有大型鋼鐵公司老板，希望同他們一起到蒙古去買礦權。“他們對我嗤之以鼻。遼寧有個大鋼鐵公司對我說，‘我們就睡在鐵窩窩里，還需要到外面買什么鐵？’”這使卞洪登深受刺激，回來后就奮筆疾書了一篇《蒙古焉能是被遺忘的角落》發在行業雜志上。在此次對數位官員、企業家、學者的采訪中，本刊記者發現，不同人士的意見存在三點關于“整合”的共識：一是鋼鐵企業要向上整合，打通上游產業鏈，控制鐵礦石資源；二是采礦企業要向外整合資源，單純依靠在國內找礦來緩解國內對鐵礦石的巨大需求并不現實；三是中國企業只有聯合、重組才能增加與國際巨頭的談判砝碼。事實上，以上三個方面的整合實施起來難度都很大。好在，對于前兩點，中國企業已經比較重視，寶鋼、鞍鋼、首鋼等大企業已經開始在國外買礦山。就是像湖南華菱漣源鋼鐵有限公司這樣的地方性鋼鐵企業，也已開始在與澳洲、非洲、東南亞的礦山談判。據卞洪登了解，現在國家鼓勵國有企業去國外買礦山，國家開發銀行也出臺了相關支持政策。“不過婆婆太多，進展比較緩慢。”李世明也提醒，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礦山不要盲目。特別是在發達國家，要充分考慮當地的法律法規和將來的生產建設成本。澳大利亞一個朋友就告訴他：“你們中國人怎么這么舍得花錢？數十億元在我們這邊買了個存在潛在環保問題的鐵礦。這樣的項目在當地放了多年，澳大利亞的礦業公司一直都不敢投資開發。”中國鋼鐵企業和礦產資源的集中度仍然不高。如何提高集中度？卞洪登說：“三大巨頭（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控制了全球鐵礦石資源的74%，它們是靠聯合、重組產生的，這使他們有實力像香港的地產商買地一樣買礦山。”“這個過程主要應該通過市場手段進行。日本上世紀70年代也是如此。”鄭柏平說。　　王明宇則認為，單靠市場力量整合是不夠的。應該用行業準入政策打擊無證勘查和開采等違法行為，大幅度地提高行業進入門檻，對進入鐵礦石產業企業必須進行資質審查，對現開資源進行歸口管理，以此“刷下去一大批不合格的散兵游勇。”此外，還可以促使地方資源的集中化管理。在這方面，云南省的做法是，堅持統一規劃、分步實施、以大并小、以優并劣方針。目前，該省探礦權人減少180個，采礦權人減少378個，礦產開發布局趨于合理，安全生產狀況和礦山生態環境得到了有效改善。目前，在云南全省已探明的保有資源儲量中，71％的鐵礦資源集中到了昆鋼集團和祿豐德鋼公司。遼寧省也出臺政策，力圖將鐵礦石資源整合到鞍本集團。“以骨干企業為主，實行地方集中化管理，不失為一個好策略。”鄭柏平還提到，企業要實現跨地區重組，還存在一個稅收分配（國有企業是利稅分配）問題也不容易很快解決。因為，各地的鋼鐵企業都是當地的稅收大戶，必須考慮重組以后地方政府的利益。　　“我們主張被重組公司還是在當地注冊，開礦一方，應該造福一方。”國土資源部礦產開發司司長賈其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