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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首席記者金奇(James Kynge) 中國震撼世界(一) 我到那兒時，只剩下一塊疤了，一塊赭色的土疤，有二十五個足球場那么大。十多臺挖土機，笨拙地刨著泥土，仿佛心不在焉地尋找丟失的東西。德國最大的鋼鐵廠之一，自二戰前一直矗立此地。如今，這里只剩下幾堆扭曲的廢鐵。我朝路邊一位身著工裝的男子走去，他正將一截巨大的金屬管道吊上卡車。等他把管道放好后，我跟他打招呼。他說，從挖管、搬運到吊裝，這種管子已運走了十四根，眼下只剩下三根，夠他再干一周。然后，活兒就都干完了。我問管子往哪運。他伸直腰，好像要沿著一條長長的弧線，把什么東西拋向遠方；然后說道：“中國。鋼廠的設備早就運走了。安裝在60米高廠房內的頂吹氧轉爐，加工卷板長度超過一公里的熱軋鋼機，一部燒結機，一座鼓風爐，還有許多其它部件，所有設備都用木條箱包裝，塞進集裝箱，裝船啟運，然后在長江口附近被拆箱。在長江的平坦沖積平原上，又嚴格按照在德國的樣子，一個螺絲也不差地把設備重新組裝。運走的設備總重達25萬噸，外加40噸詳盡解釋重新組裝過程的文件。整項工程十分繁復，穿工裝的男子直搖頭：“設備弄過去后，但愿能用。” 德國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在多特蒙德的鋼廠，一度雇傭約一萬名員工。在赫爾德(Horde)和威斯特法倫區(Westfalenhutte)，數代人都靠鋼廠謀生。高聳的煙囪市內各處都能看到，煙囪周圍密布著廠房。近200年來，工廠一直在煉鋼。德國在1870年、1914年和1939年擂響戰鼓時，正是魯爾河谷這一隅先為普魯士、后為德意志帝國供應了野戰炮、坦克、炮彈和戰艦裝甲鋼板。此地的人們以實物為豪，證據在廠內處處可見。工廠的一條通道邊，立著一座矮墩墩的19世紀鐵制鼓風爐，人們把它當作紀念碑，文字說明：鼓風爐運自英格蘭。附近，有塊紀念當地一位工程師的牌匾。 2004年6月，一個溫暖明媚的下午，赫爾德區看上去安寧、平靜，顯然已不再是魯爾地區跳動的心臟了。阿爾佛來德?特拉賓(Alfred Trappen)街上，一家冰淇淋店外，幾個人坐在陽光下，用長長的調羹挖食著圣代冰淇淋。街道不遠處，有一家齊曼紡織品(Zeeman Textiel)折扣店，店門外，婦女們在網格籃里翻找，仔細打量著0.99歐元一件的T恤衫。折扣店附近，三家日光浴室、一家紋身館一字排開。紋身館的廣告說，能把“愛”、“富”、“康”三個漢字紋在顧客身上。不過，日光浴室和紋身館都關門了。鋼鐵廠沒了，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呢？我來就是要了解此事。不過，我不會講德語，倒成了個障礙。想拜訪當地官員，他們又不愿談。與街上的人搭訕，這些人覺得我的問題意思不大。我去了路德教會，按傳單上的名字一一給五位牧師打電話，約他們喝杯咖啡聊聊。馬丁•蓬塞(Martin Pense)神父很忙，克勞斯•沃爾特曼(Klaus Wortmann)神父出城了，伯爾恩•懷斯巴赫-拉邁(Bern Weissbach-Lamay)神父沒接電話，安格拉•迪克(Angela Dicke)嬤嬤很樂意幫忙，不過今天放假，很抱歉。輕聲細語的斯溫•弗羅里希(Sven Frohlich)神父倒愿意電話上聊幾分鐘。弗羅里希神父說，鋼廠消亡是競爭力喪失所致，厄運來得慢，卻不可避免。90年代初，生產效率高的韓國鋼鐵廠就開始在全球削價搶生意，赫爾德區的鋼鐵工人卻強烈要求實行每周35小時工作制。接著，東西德統一，迫使政府提高稅收，拖了整體經濟活動的后腿，給赫爾德區造成了沉重打擊。到90年代中期，赫爾德鋼鐵廠最終何去何從，成了辯論話題。一開始，管理層做出慣有的反應：討論與某家競爭對手合并，實現經營增效，成本縮減，提高競爭力。到2000年時，全球鋼鐵價格陷入低谷，一切有關拯救的言談都煙消云散，似乎無能為力了。弗羅里希神父說，數千鋼鐵工人失去工作，路德教會的教團也遷走了，社區并不貧窮，卻陷入了一種麻木狀態。教會采取措施，竭力吸引年輕人參加各種社區活動（這一點從教會的通訊中就可以看出)，年輕人似乎感覺不到宗教的吸引力。“我們迷失了自我，”弗羅里希神父說。“這可是人身上最重要的東西，卻被拿走的。找回這種東西可能需要10年以上。” 中國震撼世界(二)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首席記者金奇(James Kynge 蒂森克虜伯鋼廠表示，無論有沒有找到買主，赫爾德工廠都得關門。其他人則表示懷疑。中國人的突然收購來得太快，工廠停工僅一個月就簽署了收購協議，赫爾德區一些人懷疑有幕后交易。真相如何且不論，令當地人目瞪口呆的，與其說是中方的收購，不如說是隨后發生的種種事情。好像不知從那來的，廠里突然出現近1000名中國工人。在廢棄的廠房內，他們搭起臨時宿舍，就在那兒湊和著睡。整個夏天，工人們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后來，一些德國工人和管理人員頗有微詞，中國工人才被迫尊重當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單是中國工人的勤奮，就足以讓魯爾的硬漢反省。可事情還不止于此。當地人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拆卸隊登上40、50、60米高處的無防護走道，攀爬扶梯和腳手架時，完全不用安全帶。這一“景觀”在當地媒體引起了轟動。有人稱之為“終極中國外賣”，德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記者在場的那天，看到一根細繩從98米高的赫爾德火炬(Horde Fackel)煙囪頂上垂下，一個中國工人吊在繩子上。記者在新聞稿中問道：“中國雜技演員到城里來了嗎？” 到2002年底，中國人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拆卸工作，比答應蒂森克虜伯鋼廠的進度提前了一年，而比這家德國鋼廠的最初估計提前整整兩年。就在中國工人離開前夕，柏林中國駐德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前來對工人發表講話。“中國人在德國以洗盤子和開餐館出名。”外交官說。“我們的企業想在這里開展業務時，有時僅僅是為了約見對方一面，就得低聲下氣。但你們通過自己的工作，為中國人爭了光。” 幾周后，中國工人離開了。臨走前，還邀請當地德國官員和工地經理赴宴。宴會菜肴有四種不同風味，分別代表拆卸隊廚師各自的家鄉。用了一年的宿舍和廚房，依然十分干凈整潔，只是留下了一雙黑色勞保鞋。人們發現，這雙鞋是鳳凰(Phoenix)牌，中國制造。曾在鋼廠工作的德國人說，真是怪了，中國人剛買走的工廠就叫“鳳凰”，是為了紀念多特蒙德從1944年轟炸后的廢墟中崛起。不過，留下這雙鞋究竟是因不小心忘了，還是有意的雙關，沒有人知道。 “鳳凰”鋼廠搬走18個月后，我站在阿爾佛來德?特拉賓街贊姆?布羅華(Zum Brauhaus)旅館的休息室酒吧里，女老板把我介紹給一位名叫約翰的人。約翰在英國北部工業城鎮博爾頓(Bolton)出生長大，二戰結束幾年后，隨英國陸軍駐扎德國。退役后，娶了一位德國姑娘，搬到了妻子的家鄉多特蒙德。約翰在鋼廠工作了20多年，現在工廠沒了，但他對工廠的遷離抱著達觀的態度。中國經濟在蓬勃發展，德國經濟卻已到達平臺期。他說，中國人要是能讓赫爾德工廠創造利潤，買下鋼廠或許是件好事。不可否認的是，當地人深深感受到“鳳凰”的失落。Alfred Trappen街南端的小公園里，就可以看到這種心理失衡。公園里有一塊紀念碑，紀念戰爭中被毀的猶太教會堂。紀念碑四周，成群的失業鋼鐵工人坐在枝繁葉茂的山毛櫸下，他們的塑料袋里裝著一罐罐啤酒。約翰把拇指貼在嘴唇上，發出喝酒的聲音。他說，沒有重工業的未來，需要慢慢適應。什么可接替重工業的位置，沒人能說清楚。當地政府迄今想到的唯一計劃，就是把鋼廠所在的地方開發成湖，面積比漢堡的內阿爾斯特湖(Binnenalster)還大。湖上，將建四個小島和一條連島沙洲。湖邊，會有游艇碼頭的系泊處、一排排高級餐館和近200公頃的公園。迄今，人們對游艇碼頭計劃反應平平。約翰說話時，一個高大強壯的40多歲鋼廠工人搭上了話。“我倒要問問你，”他用低沉的聲音問道。“你覺得我們像有游艇的人嗎？” 中國震撼世界(三) 鳳凰”飛去，赫爾德區成了全球首批感受中國崛起驚人力量之地。此前，這個崛起的亞洲大國確實引發許多微震，但鮮有達到地震級別。2001年，“鳳凰”的買家談判交易時，中國尚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經濟確實是推動亞洲的火車頭，不過尚未具備世界級的實力。在北京任《金融時報》記者期間，我的工作主要是報道中國國內事務，在研究和報道世界如何影響中國問題上，所花時間大大超過研究報道中國如何影響世界的問題。外資大量流入中國，在北京中南海統治中國的當代官僚之間的最新計謀，以及可否或應否相信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這些問題似乎是當時的新聞報道的重點。然后，突然之間，或者說相當突然地，中國成了日常國際新聞。這一轉變何時出現，很難加以確定，或許是2003年底，也可能是2004年初。我說不準。不管怎么說，所有變化不可能同一個瞬間發生。像中國這樣的龐然大物，不可能在頃刻間發生巨變。不過，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可能還是有個轉折點。那是2004年2月中旬之后的幾周里，世界各地的窨井蓋開始從馬路和人行道上消失，剛開始消失速度還較慢，后來越來越快。中國的需求將廢金屬價格推到了歷史新高。各地盜賊，幾乎所見略同。夜幕降臨時，盜賊們就撬起鐵制窨井蓋，賣給當地商人。商人把窨井蓋切割后，裝船運往中國。第一批窨井蓋被撬事件發生在臺灣，下一批則在臨近國家，如蒙古和吉爾吉斯斯坦。很快，復蘇的“中央之國”引力，抵達世界最遙遠的角落。哪里太陽下山，哪里就有小偷為滿足中國的饑渴開工。在美國芝加哥，一個月內就有150多個井蓋失蹤。蘇格蘭“下水道井蓋大搶劫”期間，幾天內100多個井蓋就沒了。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英國格洛斯特和馬來西亞吉隆坡，有的行人一不留神，就跌進窨井。大國以不尋常的方式通報自己的到來，這已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蒙古13世紀入侵歐洲時，英國就先有察覺：北海港口哈維奇(Harwich)魚價急劇上漲。人們后來知道，原因是波羅的海各船隊的水手突然應征入伍，同來自東方的騎兵作戰。因此，船隊無法出海捕魚，哈維奇港鱈魚和鯡魚供應減少，價格上漲。我坐在辦公室，望著北京長安街，想象著中國變戲法似的變出一支經濟大軍，然后派遣它們沖向世界。購買私家車的速度如此快，長安街的交通一周比一周堵塞。我剛上任時，長安街遠端是蘇聯時代的公寓；任期結束時，那里則變成了擁有玻璃和鉻合金外墻、大理石大堂的高聳樓群。一度無處不在的自行車，正在逐漸消失。底樓窗外的人行道上，到處都是低聲兜售盜版DVD的小販。就連從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波大潮中遺留下來的友誼商店也變了。上世紀80年代初，這個國有商店的店員總是故意對顧客表現出一種冷淡，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間，店員逐漸老練起來，最終形成了一種漠然態度，衣服也變得七皺八折的了。1982年我在北京讀書時，了無生氣的法式蛋糕店占據著商店一角，出售著首都寥寥無幾的羊角包，而到21世紀初，蛋糕店則讓位于出售藍莓松餅和提拉米蘇的星巴克(Starbucks)。我窗口看到的變化，在整個中國要放大一百萬倍。這些變化合在一塊，就成了中國轉型的種種跡象。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轉型讓4億多人脫離了每天支出一美元的貧困線。同期，中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9.4%，是全球大型經濟體中最高的。1978年時，私人電話幾乎還聞所未聞，而到2005年，約3.5億人擁有移動電話，1億多人上網。其變化之大并非罕見，這一幕曾在人類奮斗的許多篇章中反復出現。不過，就像窨井蓋一事表明的那樣，當今重塑中國的種種事件與以往不同，不只是在外國引起反響，而是在以多種不同方式，實實在在地改變著世界運作的方式。據說，約200年前，拿破侖曾警告世人，應“讓中國沉睡，因為一旦她醒來，將震撼整個世界”。拿破侖是在什么場合發出這一警告的，沒有記載可查，引用的話本身可能并不準確，甚至有可能是偽造的。如果這位法國領袖確實說過此話，那么他遠遠超前了自己的時代。倒不是因為中國在過去兩個世紀里沉睡，遠遠不是這個原因。有一點肯定屬實：中國的復興正改變著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標志著中華民族長期落后衰弱時代的終結。中國釋放出的能量就展現在我辦公室窗外，就展現在這個大國其它不計其數的地方，并開始震撼世界。中國國內趨勢和事件，以什么樣的方式投射到外部世界并產生影響的呢？我想探個究竟，想從外部振動一路追溯至內部燃燒，以找出其中因果關系。這樣，我就從多特蒙德回到中國，去探索讓赫爾德鋼廠搬遷的能量之泉。中國震撼世界(四) 赫爾德鋼廠海上之旅的終點，是長江邊的一個大風侵蝕的小港，遠在5600英里以外，位于長江下游的沖積平原。這里河面寬闊，水勢較緩，水深幾乎足以讓最大的海輪靠泊。在離河岸幾百米的內陸，工廠重新組裝。我曾在照片上見過鋼廠在德國的樣子，因此一眼就認出了它。如今，鋼廠四周滿是白沙，灰白色天空有金屬感，可能造成錯覺，使鋼廠看上去要干凈些。收購赫爾德鋼廠的企業叫沙鋼(Shagang)，因其興旺之處獨特的自然環境而命名。1975年剛起步時，沙鋼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村辦作坊。當時中國的鋼產總量與多特蒙德一地的產量差不多。在此后的歲月里，業務開始騰飛。小作坊不斷擴張，先是占了整個村子，接著又占了鄰近的小鎮。現在，當地人似乎都靠沙鋼和廠主謀生。廠主叫沈文榮，以前是個農民，只受過基本教育，卻把后院的煉鋼爐變成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鋼鐵生產商之一。沙鋼招待所不遠處，有一個鋼鎮招待所，我就在那里落腳。前臺小姐告訴我，大家都感謝沈文榮。她說，沒有沈文榮，就沒有這里的一切。中國工業化的種種不和諧，這里四處可見。河邊的蘆葦蕩里，正在興建一座五星級酒店，外墻的壁畫上，幾位仙女霓裳飄動。當地人說，這家酒店的名字叫重工酒店(Heavy Industry Hotel)。不遠處，是“甜水”餐廳，旁邊的河道里，堆滿腐爛垃圾，散發著刺鼻的臭味。小鎮的另一端，修好了寬闊的新大道，就是缺少窨井蓋，開車要不斷急轉彎，后果嚴重。一座體育館前，立著一尊鐵牛，是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門前那座鐵牛原樣大小的復制品。花崗巖底座，則刻著沈文榮寫的詩：毋須揚鞭自奮蹄，一奔已是千萬里。借問奔牛欲何往，過海越洋再稱奇。這座名叫錦豐的小鎮，有一種臨時營地的氛圍。大多數居民是民工，有三萬人。他們離開自己的村莊，涌來找工作，報酬大約是每小時40美分。天剛亮，民工們就排成長隊，默默地走向鋼鐵廠、棉廠和玻璃廠。工廠承載著他們的未來，使他們不再被束縛在上千年的農田之中。日頭西落時，民工們從廠內涌出，返回宿舍。這支黃昏時刻的沉悶大軍，給當地經濟烙上了他們的印記：上班道路兩旁，商店一家接一家，出售安全帽、金屬頭靴子和繩子。此外，還有一家折扣服裝店，吸引那些衣錦還鄉前要打扮一番的人。一雙時髦的方頭皮鞋賣4美元，印圖案的T恤衫賣10美分。走遠一點，我進了一家酒鋪。店內，白酒酒瓶上的一些名字富有詩意，十分誘人。“一滴香”(90美分）、“涼河運”(75美分)、“東渡酒”(95美分)、“湯溝”(60美分)、“百年好合”(1.10美元)。最后看到的一種叫“家常酒”，價格20美分。我拿起一瓶，商店老板卻對我說：“別喝那個。你受不了的。那是給民工喝的。” 午后，鋼城招待所附近，一輛白色卡車在馬路上緩緩開著，車頂的喇叭放著叮當聲和錄好的廣告語：“錦豐影劇院，有精彩歌舞表演，下午5點開始，千萬不要錯過。”卡車副駕駛座位上，一年輕女子臉上抹著胭脂，雙手叉在幾乎赤裸的胸前，向路人“拋著媚眼”。路的另一側，一輛載著鐵礦石的卡車搖晃著停下來，車上的司機和乘客伸長脖子，好看得更清楚些。中國震撼世界(五) 到錦豐鎮前，我花了好幾個星期，想搞一份到沙鋼見沈文榮的邀請函，每次都被一個姓吳的擋駕了。打電話給他說想作一次采訪，他建議我發一個傳真。我照做了。他告訴我需要修改。我改了。噢，還要一份提問的問題。他補充道。我也寫了。文件終于符合要求，他又采取另一種方式拖延。他說，現在事情很忙，明年來采訪或許更好。再說，錦豐沒有什么好旅館，交通也不方便。最后，我決定去了再說。鋼廠大鐵門戒備森嚴，三個門衛身穿制服，頭戴大蓋帽，神情嚴肅地站在門衛室里。我跟門衛說，要找沈文榮的辦公室。門衛笑了，指著一大片長長的低矮廠房說，就在里面。然后，就讓我直接進去了。廠房是開放式的共享平面布局，一踏進廠房大門，就發現自己站在中間。我沒見過沈文榮的照片，但聽說他人很魁梧，有一雙務農的大手。我認清方向后，轉了幾個彎，看到員工們坐在一排排小格間里，盯著電腦屏幕。忽然我注意到，身后幾英尺的地方，透過一道玻璃隔墻，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坐在辦公桌邊，仔細看文件。幾個職員手里拿著文件，在一旁排成一隊。每人到他跟前，這個大個子就抓過文件，仔細研究一會，用低沉的喉音發指示。這一定是沈文榮。我走過去，排上了隊。可快要排到最前面時，一個人走過來問我在干嗎。他就是那位姓吳的。他無奈地微笑著說，很高興見到我；又接著說，不清楚沈文榮今天會不會上班。無論如何，最好跟他到另一間辦公室填表格，提出正式申請。此時此刻，我等了幾個月的人幾乎就在咫尺之遙，我是不會被打發走的。沈文榮抬起頭，發現上午業務隊伍中有個不請自來的外國人，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也沒有表現得很高興。他只是從老花眼鏡上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然后不耐煩地揮了揮手，叫我坐在旁邊的矮木凳上。沈文榮的辦公桌比學校的課桌大不了多少，與中國企業老總犒勞自己的硬木“大班臺”大不相同。沈文榮的玻璃桌面上，堆著兩疊文件，中間立著個有機玻璃筆筒，里面插了幾支廉價圓珠筆。桌上，沒有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沒有商業成就紀念品，也沒有電腦。沈文榮似乎更喜歡當機立斷，以實實在在的形式經商。排在我前面的生產線經理和其他管理人員，手里都攥著手寫或打印的A4紙。我告知來意時，沈文榮打斷了我的話，要我在后面房間等他。半小時后，沈文榮再度露面。我們在會議桌旁坐下，他要我開門見山，省去繁文縟節。我問，為什么要買蒂森克虜伯的鋼鐵廠呢？ “我要的馬，既要跑得快，又要少吃草。” 他說，“幾年后，全球鋼價肯定下跌。那時，許多從海外購進昂貴新設備的對手要么破產，要么債務太多，動彈不得。那時你會明白這是筆好買賣。” 沙鋼買下這家德國鋼廠的價格是2400萬美元，相當于一堆廢鐵的價錢。從多特蒙德算起，陸運海運費是1200萬美元，重建費用(加上購買土地的費用)另需12億美元。全部加起來，大約是一座新廠成本的60%。通過改造，年產量會比德國人要提高300萬噸，這一點沈文榮有信心。到鋼廠全面投產，沙鋼目前的產能將提高逾一倍，從而躋身世界鋼鐵企業前20強。假如沙鋼當初決定買一座新廠，不僅代價會大得多，而且制造設備要花大約3年，總裝要1至2年。相比之下，“鳳凰”確實是匹跑得快、維護要求低的好馬。沈文榮說，與蒂森克虜伯鋼廠談判期間，他是占優勢的。雖然2001年全球鋼價處于低谷，但他知道，今后兩三年里，中國的需求會飚升，而對德國人來說，能找到個買主就很高興了。他們不可能預見到，2003年和2004年中國的需求會不同尋常地飛漲，把全球鋼價推到很高的水平，“鳳凰”在多特蒙德生產，也能產生可觀利潤。總的來說，德國人很合作，沈文榮表示。對德國人的技術知識與誠信可靠，他和負責搬遷赫爾德廠的總工程師倪根來均頗為敬佩。倪根來說，顯而易見，德國人熱愛自己的工廠。他回憶道，一個大個子德國中年人帶他參觀工廠，在燒結廠門口開始啜泣。倪根來說，“他在廠里工作了20年。”對中國人而言，“鳳凰”廠了不起之處，是它向大眾汽車(Volkswagen)提供鋼材。在中國，迄今沒有幾家企業具備生產汽車用鋼的技術，因而存在取代昂貴進口汽車用鋼的潛在市場，尤其是現在，全國的汽車銷售空前繁榮。大眾汽車在上海有一家大型工廠，離錦豐并不遠。所以，沈文榮的憧憬很簡單。沃爾夫斯堡(Wolfsburg)設計的轎車，仍將采用多特蒙德精湛技術生產的鋼材，只是整個制造流程將在長江三角洲展開。臨走時，吳送我到大門口。他那濃密的眉毛加重了無奈的神情。他和沈文榮從小一起長大，我們穿過工廠時，他提起了記憶中的往事。工廠前院，我們所站之處，就是他和沈文榮開始創業的地方，當時還是蘆葦蕩。沈文榮的童年十分貧困，孩提時代的農舍，已隱沒在大片建筑中。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沈文榮的童年要說多窮就有多窮。我對吳帶我參觀表示謝意。他說，沒問題。“不過下一次，”他接著說，“發個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