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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與世隔絕了，當然，這都是超高齡惹的福，九十幾的老人還倔強地保持著醫學意義上的生命，實在是個奇跡，也是個幸運。在老少皆知的“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個文學巨人里，巴金的長壽不得不說是國民的幸事，畢竟，他是一個象征，一個符號，甚至是一種圖騰，只要一息尚存，20世紀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21世紀仿佛仍然連著一根筋。而這根筋的質地是難以復制的，因為那是一種叫“良心”的物質構成的。巴金的“良心”在青年時代就從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移植成功。判斷良心，在歷史中有一個百試不爽的測量標準——說真話。張三說他爸姓張，這是真話；李四說蛋是雞下的，這也是真話；王麻子說自己一臉麻子，所以叫王麻子，這更是真話。可這樣的真話有什么意義？這不過都是真實的廢話而已。真正的真話，是要拿把刀子割掉表面的衣服，剜掉外表的污垢，直抵病灶。“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沒有人能一輩子說真話，所以套用那句贊揚雷鋒的名言“做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即“說真話不難，難的是一輩子說真話”。巴金肯定說過謊，“文革”上面讓他承認莫須有的罪，他也的確承認了莫名其妙的罪以自保；但這樣的謊話畢竟不多，尤其是那些為名為利不惜出賣良心、阿諛奉承的謊話更少，否則他怎能11年沒有發表一篇文章。巴金更多的時候是說真話，尤其在“文革”結束后對文革的反思里，巴金以其《隨想錄》昭示著一個知識分子不泯的良心，用那段記錄歷史的文字締造了一座“文革博物館”。巴金的真話讓人想到了高爾基的說謊。20世紀20年代，一個犯人從蘇聯的索洛維茨島勞改營逃走，在國外寫了一本揭露監獄暴政的書——《在地獄島上》。在“事實為政治服務”、“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偉大的名聲是掩蓋真相的最好外衣”這些思維盛行的環境下，高爾基被“邀請”出山了。在索洛維茨島上，高爾基看到了真相——一切和《在地獄島上》寫的無二，尤其是一個14歲的孩子大膽地把耳聞目睹的暴行說給高爾基時，高爾基還流下了眼淚。可是，當擦干淚水，當離開索洛維茨島后，高爾基竟然說出了一個彌天大謊：那里的犯人受到良好的待遇，所謂“地獄”根本就是謊言。高爾基曾大膽地說過真話，在那本《不合時宜的思想》里，對“十月革命”成功初期的種種暴力、不人道給予了無情抨擊。幸運的是，列寧還活著，一個高度自信的領袖不相信“一個政權可以被罵倒”。可是，之后呢？以后的時代進入了喬治·奧維爾的《1984》，進入了思想靠“真理部”統一拷貝、作品靠“機器人”統一炮制、人人把對方當作敵人一樣防備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里，曾經偉大的、說真話的高爾基即使說了謊，又能擔多大的責任呢？一個人怎能抵抗整個社會的潮流呢？所以，讓高爾基一人承擔世世代代的詰問不公平。同樣是在“文革”，一切像一句詩所寫的一樣：在沒有月光的黑夜，連狗都學會了規規矩矩的走路。何況人呢？當專制時不時地要拿著槍以“最革命”的名義將一個人打成“人民公敵”，當所有人在瑟瑟冷風中噤若寒蟬閉緊了自己的嘴巴，有怎能把夜空里的鳴叫完全推到一個人的身上，難道僅僅因為這個人曾被賦予了“偉大”這樣一個稱號，就必須義無返顧地如堂·吉柯德同般替所有人挑戰風車？從高爾基的說謊又回到巴金的真話，雖然巴金鳴叫真話的時代是一個思想高度解放、政治高度自由的時代，但更多的人患上了“好了傷疤忘了痛”的流行病，更多的人從來就不曾有過懺悔和反省的基因。結果，有的全是對別人的譴責，卻偏偏缺少自我的反省和懺悔，無數侏儒的矮小反倒襯托出巴金的高大了，其實巴金的那些話，作為一個有著基本人道精神、人類良心的人都可以輕易說出，哪里有高爾基所面臨的四面楚歌呢？可見，我們的土壤稀缺的是人內心的良心。今天，說真話仍然是個奢侈的字眼，學術里的剽竊成風，新聞里的造假不斷，體育中的放水洶涌，甚至官場里也隨處可見“唯權唯錢不唯民”。所以，深處傳媒前沿的筆者，欣賞的是中國第一揭黑記者王克勤的身體力行——內心像詩人，寫作像史學家，作風像戰士，欣賞的是《中國青年報》里流傳出的一句話——堅決不說假話，不主動說假話，一定要說假話時決不發明創造，當然欣賞的還有巴金在《隨想錄》里的話——說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在假惡丑依然甚囂塵上的時代，巴金走了，留下的是他的良心，但真正繼承了“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風骨和氣質的人還有多少？多乎哉？不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