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精品午夜视频,98精品全国免费观看视频,中文字幕日韩一区二区不卡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69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發表題為“新全球化的未來與危機的延續”的主題演講。他表示，由于冷戰結束后世界市場的統一，南北市場的要素價格差產生了一塊新的同時又是巨大的利潤，這使得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將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同時它們的資本卻從制造業流向金融業。這種轉移帶來了貿易逆差，為了能夠獲得資本項下的盈余以彌補逆差，發達國家彼此之間會產生矛盾。而這給中國的崛起帶來了契機。　　　　王建，現任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學會秘書長。1982年畢業于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同年到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員，1992年任研究員，1993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稱號。1993年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5年任國家計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并被評選為“1988年中國十大杰出青年”。曾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件。　　　　新國際化產生新利潤　　王建說，資本主義是有其發展階段的，過去有自由資本主義，有壟斷資本主義，今天看來還有世界資本主義階段。新全球化以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獨領風騷，中國的貿易優勢是怎么產生的？　　國際貿易理論到現在為止大體上就4個，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規模經濟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但是都無法解釋今天的中國為什么能夠獲得貿易優勢。首先，中國有勞動生產率的優勢嗎？拿實物勞動生產率來說，比如汽車，中國汽車工業人均產量3.5臺，中國最好的三大汽車廠人均6.5臺。但是去年倒閉被重組了的美國通用汽車，人均產量22.5臺。就是說，中國能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不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優勢。　　自然資源呢？中國也沒有什么優勢。主要的礦產資源都排在全球人均百位以后。當然勞動力是一個優勢。但是，勞動力優勢是比較來的。日本和韓國的勞動力對其它自然要素的比率跟中國差不多，為什么新全球化的優勢歸到中國這兒而不是日本、韓國？　　而規模經濟效益，中國現在是規模經濟效益最差的國家。比如說中國去年生產1000萬臺車，是130個汽車整車廠生產的。美國瀕臨倒閉的三大汽車廠就生產了1200萬臺車。沒有什么規模經濟可言。　　中國的交易成本低嗎？我們雖然搞了以市場化為趨向的改革30年，企業的效率大大提高，但是直到今天，體制的弊病仍然存在，效率仍然比不上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一般來說流通成本占GDP的比重是7%—9%，中國新世紀初大概是25%。去年中國物流協會最新統計的比重是22%，比發達國家高一倍都不止。　　那么，我們的貿易優勢從哪兒來？王建提出了一個解釋———是因為在新全球化時代，在全球的貿易當中，產生了一塊新利潤。這塊新利潤表現在什么地方呢？一個例子是，耐克鞋在中國生產，沃爾瑪5美元就收購走了，在美國賣120美元，60倍的價格差。所以進入到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利潤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導致資本的運行狀態、資本的牟利方式也發生變化。　　那么這個新利潤是怎么產生的?王建認為，這個新利潤的產生，是因為冷戰結束以后，東西或者南北兩大生產體系開始融合到一塊產生的。二戰以后到新全球化展開之前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全球是一個南方體系一個北方體系。一個是水平分工圈，一個是垂直分工圈。所謂水平分工圈是發達國家之間零部件級的分工，大家共同來生產工業制成品。然后發達國家再用工業制成品或者最終消費品來交換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發達國家的投資和技術不向南方國家，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擴散。這樣就導致了二戰以后英法德意日資本主義國家快速發展，完成了工業化，而社會主義國家，像我國，則發展得非常緩慢。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不斷提升，最典型的像日本出現了地產泡沫，土地價格漲到極高的程度，帶動了勞工成本的上升和土地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可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相對滯后，對生產要素的漲價要求長期被壓抑。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原先的兩個市場變成了一個市場，兩個價格體系開始融合成一個價格體系。但是在共同的市場當中，存在著非常懸殊的生產要素價格差。比如說美國的工人年收入幾萬美元，我們在改革初只有幾百元人民幣。這種巨大的差距，導致了同樣的產品在不同的國家生產可以產生一個非常大的成本差額，從而形成一塊新的利潤。這一塊新利潤還導致了一個巨大的變化：產業資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　　新利潤引發資本運動新變化　　由于有一塊新利潤的存在，就把發達國家的產業吸引到發展中國家來了，于是產業資本開始向產業以外的領域轉移。因為在國內，產業資本再進行生產已經沒有意義，無論什么產品，只要發展中國家能生產，發達國家再生產就沒有意義了。所以資本運動的重心開始從實物領域脫離出來，向非實物領域，或者說叫虛擬經濟領域轉移。同時，產業資本家變成金融資本家。這是現代世界資本主義新階段的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這里面有很多的案例。比如說在2000年美國資本市場泡沫破滅的過程中第一個倒下來的安然公司。安然公司原來在美國是很大的公司，世界排名中列第7位。本來它是生產能源的，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安然這樣的公司不再主要從事物質產品生產了。在它倒閉的那一年，它當年上萬億美元的營業額當中，傳統的能源產業只占3%。再比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它有一個金融子公司，過去是給買通用汽車的人做汽車貸款的。但是在衍生金融產品的狂潮當中開始進行衍生金融交易。結果通用的這個金融子公司，雖然它的資本在通用汽車公司總資本當中只占3%，但是它卻產生了通用汽車公司50%的利潤，最高的時候甚至達到80%。　　資本的主體從產業轉移到了金融市場，實際上現在也還在進行，而且已經到了極其巨大的程度。2007年時，全球當年的貨幣交易額達到一千萬億美元，當年的國際貿易額卻只有十萬億美元，由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貨幣交換只占1%。這就導致了國際貿易的新變動。過去中國向美國出口產品，美國把美元付給中國，中國再拿美元買美國的產品，兩國之間就達到了貿易平衡。但是現在，中國賣給美國產品，美國支付美元，然后中國拿這些美元去買美國的金融產品。于是在世界資本主義新階段，出現了兩個失衡建立起一個新平衡的現象。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放大，導致美國在經常項下有巨大的逆差，但是由于美國金融產品不斷創新，它又在資本項下有巨大的順差，最終實現兩國平衡。　　這一塊新利潤還引起了各國經濟情況的變化。王建認為，簡單劃分的話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基本上完成經濟虛擬化的國家，主要是美國、英國，一類是還在向虛擬化過渡的國家，像歐元區國家和日本；再一類是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各個國家在虛擬資本主義這個道路上走的程度是不一樣的。一個度量的標志就是貿易逆差。像美國，1981年出現逆差，到現在是越拉越大，已經將近30年了。英國也已經有16、17年了，西班牙有將近10年了。法國和意大利一直是從順差向逆差方向變，2007年以后法國穩定進入到了貿易逆差，去年已經達到了500億美元。但是德國和日本還有很大的貿易順差。　　出現了這三類國家，就會產生四種新的國際經濟關系。第一，全虛擬國家和半虛擬國家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一種競爭性的關系。具體說就是美國現在有貨幣霸權，獨占了虛擬資本利益。但是歐洲國家和美國一樣，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巨大的生產要素價格差。本國的產業資本家也要往外走，所以不像美國那樣用貨幣霸權來謀取虛擬資本利益就活不下去。所以歐元的產生本身就是對美元的挑戰。然后就是半虛擬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體現在既有競爭也相互需要。歐元區也在生產物質產品，現在歐元區國家平均的制造業在GDP當中的比重是23%，所以歐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物質產品上的競爭。但是同時，歐盟國家也需要發展中國家能夠出錢買他們的金融商品。再有就是全虛擬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它要依靠我們提供物質產品，同時也要依靠我們把出口產品換來的外匯投到它的資本市場上去買他的金融商品。第四種關系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關系。　　新形勢給中國帶來崛起機會　　通過對四種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分析，王建提出，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崛起機會。　　他說，到了世界資本主義這個新階段，美國再想退回去，想重振制造業的雄風，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巨大生產要素價格差仍然存在，所以回到實物產業去只能是紙上談兵。舉個例子，美國進口的產品相當于全年的消費物質產品的40%，如果這40%讓美國人來生產，其中有20倍的價格差距。也就是說美國人為了生產這40%的物質產品，需要支付16萬億美元的成本，這大約等于美國今天的GDP。美國總統奧巴馬想拿幾千億美元搞一個醫改都拿不出來，想用十幾萬億振興制造業，可能嗎？　　美國既然走不回去，要想經濟發展只有一招，就是在衍生金融品前一個泡沫破了以后，再制造一個新的泡沫。也就是說在房地產泡沫破了以后，再搞一個讓大家覺得增值潛力巨大、還愿意向美國投錢買的金融商品。　　搞什么呢？奧巴馬一上臺就拼命呼吁搞碳衍生金融品。但是這個搞不成，因為搞這個東西要全球合作，可是次貸危機的爆發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實力，歐洲人正好想趁這個機會把美元踩下去，自己做這個世界的霸主。于是在去年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上，頭一天就出現了所謂的丹麥方案。美國人想再搞一個衍生金融泡沫不那么容易，因為歐洲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配合他。　　但是反過來說，歐洲人讓美國人走不出困境，美國人也不會讓歐洲人好過。于是我們看到，在去年12月4號，當次貸危機以后歐元再一次登上兌美元1.5∶1的高位的時候，美國的三大評級公司突然拋出對歐洲主權信用評級的降低，用主權信用危機把歐元打了下去，一下子跌到兌美元1.3∶1。未來，美歐之間圍繞貨幣霸權的爭奪會越來越激烈，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形不成合力。于是就使世界經濟在長期內從危機中走不出去，各國不敢輕易退出刺激政策，低利潤會長期化。同時為了刺激經濟不斷地投放貨幣，最后導致嚴重的通脹。　　但這正是中國崛起的機會。在1892年美國的工業生產規模第一次超過了英國，在一戰前GDP總規模超過了英國，二戰以后替代英國變成了世界霸主。去年美國的工業GDP是2.1萬億美元，中國的工業GDP是2.3萬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同時，這一場危機嚴重地削弱了美國和歐洲這些老牌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讓他們在好長時間之內增長速度緩慢。中國如果能趁機進行大的結構調整，推動城市化發展，在未來20年保持9%的增長。這樣的話就很有可能在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所以，未來20年對中國來說非常關鍵。這20年中恐怕也要分成兩步走，先要走出家門走向亞洲，然后再走向世界。　　現場問答　　資本市場開放是對中國最大的傷害　　問：為什么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如此之大？同在西南地區，又為什么貴州的發展速度最慢？　　答：為什么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是因為平原面積最少。在西南這幾省當中，平原面積最少的就是貴州，只占全省面積不到4%。人均平原面積，全國是800多平方米，貴州只有300多平方米。貴州地無三尺平，大面積的建設適合大型人口居住和市場集中的城市就不行。至于說西北，雖然地域遼闊，但是沒有水，人口也少。西南2億人口，西北只有9000萬。由于西南、西北都不太適合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建設，所以區域經濟差距是越拉越大。中國的平原面積僅占國土面積的12%，其中90%集中在沿海。所以中國的城市化一定是依托沿海的平原展開的。我認為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的人口、勞動力向東部地區大規模的流動是不可避免的。東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不是建立在西部地區更快發展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大規模西部向東部人口遷移的基礎上的“十一五”規劃區域研究是我主持做的，我們提出來建20大都市圈，也基本是在東部和中部。　　問：有人提出，中國經濟未來要繼續保持高速發展，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這個新的增長點是通過對資本市場大量的利用來實現的。這和您今天談的我們要繼續重視工業生產之間有什么關系？　　答：如果說金融市場的發展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引擎，那我認為房地產、制造業、國際貿易等也適用這個說法。但是我認為，只有城市化能夠救中國，別的都不行。次貸危機把中國推出了原有的增長軌道，出口靠不上，投資不敢老靠著，消費由于分配問題又被抑制住了，我們的需求引擎沒有了，需要重新造。我看現在只有城市化這個新引擎。在人均3000美元水平上的時候，全球城市化率是55%，中國如果不考慮到農村進城打工的農民的話，真實的城市化率只有三分之一，這是嚴重的錯位。所以城市化存在著巨大的增長空間。我們知道，現代工業生產提供的產品是給城市人消費的。當你可以給城市人提供人均3000美元消費水平的產品的時候，你的人口的主體9.5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只有700美元，于是很容易就導致生產過剩。我們收入分配拉大既有分配體制的原因，更有發展戰略錯誤導致城市化嚴重滯后的原因。現在要想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只有依靠快速推動城市化。其他的什么資本市場如何建設，工業如何建設，都是次要的。比如鋼鐵。中國現在人均鋼鐵不到500公斤，發達國家是人均700公斤到1噸時才干成了工業化。按照1噸來計算，2030年15億人口需要15億噸鋼，而現在不到7億噸鋼就過剩了，就是因為沒有那么多城市人口。所以說現在中國的結構矛盾非常大，如果不打開城市化這個通道，不管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還是房地產發展，空間都是極為有限的。　　問：請問中國的制造業在未來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答：主要是體制障礙。國進民退在去年是很突出的矛盾，但是現在有一個旗號，就是保增長。一遇到經濟不景氣，民營企業不投資了，只有通過國有平臺去擴張，結果變成了國進。到經濟形勢好轉了以后，投資產生了很大的過剩，怎么消滅？就搞產業重組，把小的并進大的，用國有的兼并民營的。像陜西的煤炭企業重組，搞成5大集團，把小的吃掉，在存量上搞民退。增量搞國進，存量搞民退，這么搞市場還存在嗎？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看在“十二五”期間，能不能觸動財政體制，把現在的分稅制變成西方國家的先集中后返還的體制。現在中央集中的不多，地方負擔了很多事權，事權和財權又不匹配，于是地方政府為了抓錢搞了很多行政邊界，不愿意讓企業出去，不愿意跨地區經營，阻斷了我們市場邊界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也阻斷了企業規模經濟效益的進步。所以我認為，中國能不能在市場化方面邁出下一步，就看我們敢不敢在“十二五”期間觸動財政體制。　　問：現在很多學者都在討論城市化進程當中農村土地流轉的問題，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　　答：首先要批評前一段提出來的所謂農村新土改問題。如果說在農村的土地流轉能夠配合城市化進程的話就值得去做。但是在沒有啟動大規模城市化的時候就搞農村新土改是非常危險的制度安排。小農經濟那么容易破產，允許土地流轉了以后，那些人把土地賣了，賣了的錢花兩三年就沒了，就很可能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第二點，農民進城可以看成是2換2，用宅基地和承包田換城里的廉租房和社會保障，有了廉租房他可以在城里落腳，有了社會保障，再有工作的機會，他們才能夠進城安心地住下來。即使是這樣，他交換出來的宅基地和承包田也要分兩種情況處理，一種是在城郊地區已經被占用了的土地，遲早要在城市化當中被利用的土地，要納入城市統一用地規劃里面去統一管理。另一種是在邊遠地區的農村，農民們出來以后，他們的土地、承包田、宅基地要留給當地的農民，這是提高當地不走農民富裕程度的一個重要的措施。　　問：您剛才提到了，城市化是新的發展動力。那您認為現在越來越高的房價究竟是城市化的動力還是障礙？　　答：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是房價過高，我們把這個房價過高的罪過歸到房地產商身上或者是炒房者身上，是不公允的。中國人口眾多，可用于城市化的土地是極為有限的。這個情況下地價不漲才怪。地價漲到什么程度？咱們都知道，日本在地價漲到高峰的時候，全國的土地價值是30萬億美元，但是日本的國土面積只是中國的1/25，按照這個衡量，我大概算了一下，泡沫高峰的時候中國的土地可能要到價值2500萬億美元這樣的水平。如果我們把它削掉一半，也要有1200萬億美元的價值。根據匯豐銀行的研究資料，中國土地總值是100萬億人民幣，和1200萬億美元的總規模還相差很遠，所以城市地價肯定還有非常巨大的上漲空間。中國城市的房價很高嗎？東京的銀座最高的時候，50萬美元一平方米。在我們這樣人均土地資源極為有限的國家，什么是地價上升的動力？就是在有限的資源、有限的土地面積上，不斷地摞上去GDP。我們的土地規模難以擴大，但是GDP還要繼續增長。我們現在人均3000美元，發達國家50000美元，而且我們的人口還有將近1.7億人口沒有生出來，高峰要到15億人。如果把這些增長潛力都算上，還會增加多少GDP？這些GDP要摞在有限的土地上，地價房價肯定要上漲。我2004年在南京大學演講的時候，就說未來10年中國房價要漲3倍，大城市房價要漲5倍，當時網上把我罵得一塌糊涂，說我是房地產的托。結果怎么樣，當時北京三環以里房價一平方米才5000元人民幣，現在四環以里是3萬，不到10年漲了5、6倍。　　這是市場化的過程，先行工業化的國家和中國人均資源條件類似的日本、韓國都是這個樣子。這個問題要怎么解決呢？要靠一半的人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來解決。像我們這輩人和我們父輩的人，一輩子或者說大半輩子住的都是公家提供的租房。從客觀上說，這個房子不是你的。但是人生是有限的，也不一定要永遠占有它。只要這一輩子有一個合適你住的地方，工作、上班方便就可以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這么多年來，都是一半人住公租房、廉租房。1998年房改，把大家都推向市場化買房子的道路上。現在解決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要靠二次房改。靠給一半的城市人口提供廉租房、公租房。有錢人買房子，愛花多少錢都可以。但是要考慮到，有一半人的收入增長速度永遠會低于房價的上漲速度，你要讓他買房，他就永遠買不起房，所以一定要依靠二次房改解決這個問題。　　問：如果中國經濟想繼續取得進步的話，怎樣處理制造業和虛擬經濟的關系？　　答：發達國家在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創造了大量的貨幣，這包括美國的衍生金融品，它可以被看做是準貨幣。這些金融商品抵押給銀行就能拿出錢來創造交易規模更大的衍生金融商品。在這種情況下，貨幣脫離了實物，結果就是我們這樣貨幣鎖定實物的國家注定要吃虧，除非讓你的資本價格能夠快速上漲。比如說中石油生產規模和埃克斯美孚差不多，埃克斯美孚一股100美元，中石油在香港上市就17港幣，就差這么多。美國這幾年股市飆升，大量的貨幣把資產泡沫給捧了起來。這些泡沫制造了眾多的貨幣，到中國把我們的產品給買走了。我們這兒拼命的生產，才獲得了這些貨幣，美國卻不斷往貨幣里面摻水，所以中國吃虧了。怎么解決？最主要的是人民幣暫時不要國際化。資本市場開放是對中國最大的傷害。如果這么做就會把外邊大量的貨幣放進來，資產泡沫化的貨幣就會把我們的實物資產買走。應該讓我們的資產增長速度再快一點，到了基本上和他們水平接近的時候，再放它進來。這樣財富才不會外流。 :13: 5月A股飛流直下，政府為啥不救市，反倒鐵腕調結構、抓節能、打西部牌，原來是有道理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