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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通董事局主席馮侖的著作《野蠻成長》中對于中國民營企業成長狀態的描述是：“其實我更喜歡用瘋長的野草來形容，我喜歡那種狀態，如野草般強韌，瘋狂地成長，恣意地蔓延，霸氣地擴張，好不快慰！”這種瘋狂成長的背后，是被壓抑的激情和噴涌的生命力，表現出一種不瞻前顧后，無知無畏的痞子精神。　　馮侖是俞敏洪的好朋友，他評價新東方時說道：“新東方的成長秘訣：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對于馮侖的評價，俞敏洪笑說那不光是指新東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須這樣。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學問去了。“不能說我就是這樣，但是這個意思我懂�！� 　　痞子精神，指無知無畏的精神。俞敏洪同事、新東方的李杜講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處分，作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體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風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辭職，落草為寇。此謂置死地而后生�！庇崦艉榈摹捌Α笔且环N被逼無奈后顯出的狠勁�！熬┏敲Α蓖跛氛f，“痞子坦蕩蕩，老師常戚戚�！辈还茉鯓�，教師、痞子和商人，風馬牛不相及的名詞，就這樣被攪和在了一起。　　當初俞敏洪之所在選擇在北大教書，除了北大有他向往的自由精神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　　我對中國這個社會比較的害怕，因為我從來沒有到社會上摸爬滾打過，我不知道走進社會以后怎么樣來梳理這個社會。　　然而當俞敏洪在北大教書六七年，甚至想把終身都獻給北大的時候，他卻被北大踢出了象牙塔，不得不在社會上謀求生路。俞敏洪說，“北大踹了我一腳。當時我充滿了怨恨，現在充滿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現在可能是北大英語系的一個副教授�！� 　　文人不愿甚至不屑從事具體工作，總會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之中，是人們對于文人的印象。文人似乎擁有較高的智商，但情商卻很低。而文人欲從商，先過這一關，必須將智商和情商完美結合。　　在20世紀90年代初，文人對商業的認識往往是兩眼一抹黑，而且當時的市場環境也遠不如今天規范。辦企業，求生存，圖發展，就意味著必須要跟社會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對于直接從北大象牙塔走出來，社會經驗基本為零的俞敏洪來說，這無疑是一堵邁不過的墻。　　“（創業初期）這個階段對我的最大挑戰是，（我意識到）我不僅僅是一個教書匠了。我發現馬上面臨（著）好多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比如說，當我們面對這些公務員的時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學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難知道這些公務員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們需要我做什么。” 　　由于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國社會五千年文明的復雜性，以及中國在表面的規則下面充滿了潛規則，一個人要想深刻理解中國社會是很艱難的。所謂的潛規則就是沒法用文字來表述，但是人們期盼你到了某個場合，某個場景就必須那樣做的種種社會陋習。比如說你到一個地方去當官，人們就期待你請客吃飯，你到了當地，必須拜訪各種地方名流和官吏，但是這種期盼并沒有寫成文字，只是在人們的心里。當你的行為不符合人們的期盼的時候，你就違反了社會的潛規則。　　由于中國社會文明發展了幾千年，所以潛規則的復雜性遠遠超過了表面的游戲規則。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生存并且得到機會，那么他就必須同時了解潛規則和表面的游戲規則，這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俞敏洪為了要辦學校，去跑執照的時候，已經顯示出了其痞子勁。　　我就開始跑執照，由于我不合格，因為這個得需要原單位同意，大家都知道中國法律既有好處又有壞處，好處就是因為有彈性，下面執行者和行政管理人員有主動權，由于當時有這樣規定，我沒有資格領到辦學執照，最后我想如果海淀區教育局發社會辦學力量大權的人如果變成我的朋友就可以拿到執照。當時我既沒有賄賂能力也沒有金錢，當時我就非常坦誠，做得比較謙虛，我每個禮拜都會到教育局去一次。他們當時搞不明白我要干什么，四個月以后我覺得和他們混得比較熟了，我跟他們說我要辦自己學校，結果他們說這個不合格那個不合格，后來他們說看你這個人好像不會做出壞事來，后來給我一個半年的試營業執照，如果半年之后不合格他們就把我這個執照沒收，就這樣我就拿到這個執照，我就搞了一個東方大學外語培訓部，后來覺得東方不錯，就加了一個新字。　　在創業之初，他經常一個人滿大街貼招生廣告。數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經常都結成了冰。有時他實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懷里的二鍋頭抿上一口，然后繼續把廣告貼下去，“實際上，身體上的痛苦還能夠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卻幾乎讓我喪失信心”。　　與各種職能部門打交道的過程和辦學是兩碼事，曾經讓俞敏洪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痛苦。文人從商最大的難處，俞敏洪認為是：　　“改變原有的價值觀，擺脫文人處事酸溜溜的作風，不要對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太敏感。如果一個人特別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做生意就做不成。在某種意義上，商人臉皮要厚，因為他要遭受挫折、失敗，要被人看不起�！� 　　創業起步時，在北京中關村二小一個10平方米、漏風漏雨的違章建筑里，俞敏洪除了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還未刷完小廣告就結冰的膠水桶，什么也沒有。當時，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廣告，下午，俞敏洪夫婦倆就在辦公室虔誠守候，盼望著來報名的學生。　　俞敏洪在辦公室守了一個多星期。人來了不少，但是都看看四周，看看報名冊，然后又走了，任憑俞敏洪好說歹說，只有三個學生報了名。原來人們有一種從眾心理，當時俞敏洪的教學環境并不好，而且報名冊上幾乎沒什么人，人們自然心存懷疑，不會將錢順利交到俞敏洪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