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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今天的經濟學來說，可分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前者更多能夠秉承中立的立場對待客觀事物，而后者由于涉及到現實的利益分配，意識形態色彩就更濃一些。西方的福利經濟學就屬于此類，同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可歸為規范經濟學一類。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規范經濟學不能稱之為科學，而只是為某一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我們所要研究的是更具有科學特征的實證經濟學。而對實證經濟學的研究必須撇開自身所處立場的桎梏，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從人性的角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本質予以詮釋。也就是說，我們所要研究的是“純經濟學”或者說。“硬科學”。無論是西方的福利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都不應歸為真正的經濟學，應成為經濟政治學，而不是政治經濟學。它僅能成為政治學的經濟支持依據來使用。　　今天的經濟學，最大的敗筆就是不研究人，特別是不研究導致經濟現象存在的本質原因——人的欲望。正是由于這種透過現象看現象（而非本質），使得經濟學對經濟現象的研究始終不得要領。“欲”是人類得以存在之母，更是經濟學的研究核心。否則，經濟學只能在原地打轉。　　以人性為基礎的純經濟學研究，是從人的本質為出發點，以符合邏輯的演繹來追尋人類社會共有的普適經濟規律，在這里，沒有任何立場的因素融匯其中。如，供給減少，物價上漲；供給增加，物價下跌。這種普適的，無時效的純經濟學規律正是我們所要追尋的目標。　　今天的經濟學之所以誤入迷茫，不在于對數學的使用，而在于對數學使用方法的不當，甚至為了包裝的更像科學，為了數學而使用數學。這就有可能墮落成了一門數學游戲。數學的計算只能體現結論的“精確性”，但它不能保證結論的正確性，因為，結論的正確性不僅依賴于過程的嚴謹，更重要的是，還依賴于基礎立論的的正確。從純數學角度來說，地心說的數學邏輯演繹的精密程度絲毫不亞于哥白尼的日心說，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地心說的正確。　　經濟學若想真正使自己不在成為一個非議的對象，首先必須夯實經濟學自己的哲學基礎，否則，任何精美的數學包裝只能使其成為在“沙漠”上構建的精美大廈。　　對于今天的經濟學，這還真的難為它了。本來人的規律就比自然的規律更為復雜，更何況今天的經濟學家更多的不是為了追求真理的探尋，而是為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尋求利益優勢分配的理論依據。這種內耗，使得有限的經濟學家對純理論研究的人更加稀少。經濟學今天這種窘境現狀的出現也就不奇怪了。　　數學作為一門數字邏輯工具，它的使用只能保證演繹過程的準確性，但它不能保證理論基礎的立論正確性，當一個立論基礎就存在問題的理論，其過程如何用數學包裝的再精美，那也是建立在沙漠上的空中樓閣。　　雖然經濟學諾貝爾獎的誕生對經濟學知名度的提高以及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普及有著正面的意義，同時也有益于經濟學的科學化發展，但它在沉迷于對建模的偏愛而不對經濟學根本性問題予以重視也越來越多受到人們的指責。它的導向作用對經濟學的未來方向必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難道經濟學使用數學錯了嗎？不，數學沒有錯，經濟學使用數學也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反對的是現在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的孤立的使用數學以及牽強的使用數學。我們更反對的是，把使用數學作為包裝的目的而不是演繹工具。例如，在德布魯的關于效用存在性的證明中，對數學的使用就極為牽強，換句話說，那是一個失敗的證明。　　那么在經濟學里，數學到底應如何使用呢？數學在經濟學中的使用必須在統一的經濟學體系之中系統的以人性基礎為基點，逐步展開的使用，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孤立的、靜止的、彼此割裂的使用。經濟學是一個整體，其內涵中的各要素存在著彼此聯系，任何靜止孤立的數學建模，其結果必然能夠導致不同的經濟學數學模型之間的彼此沖突矛盾，甚至錯誤，形成真理與謬誤打架，錯誤與錯誤對立的荒唐局面。這就是由于，它們的立論基礎的不同。如果這樣持續發展下去，其后果必然導致經濟學派系林立、山頭眾多的一片混亂，最終難以統一。　　因此我們說，若想要避免這一現象的發生，就必須把它們統一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以構成彼此互為聯系的整體的組成部分之一。這一共同基礎就是人的賴以存在的基礎——人性。否則，經濟學的前途堪憂。　　經濟學對數學的使用本無可厚非，但是現在的經濟學家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使用（用余斌的話說）以達到濫用的地步。不僅是經濟學，任何學說使用數學都不能說是錯誤的，但問題是，我們如何使用數學，在什么樣的基礎上使用數學？這就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問題。　　我們對數學予以尊重，也正是因為尊重，才反對經濟學家對數學的濫用，數學不是游戲，而是一門演繹工具，離開了它，科學的嚴謹性就會大打折扣，傳統的經濟學大都表現為對經濟現象的語言分析描述，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數學滲透進經濟學乃是經濟學向前發展的又一歷史性機遇，然而經濟學用不用數學與經濟學怎么用數學是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經濟學今天的數學使用方法的錯誤性必將會被歷史所證明。　　正如有的人所說的那樣“經濟學缺乏無爭議的數學定律來依賴”。為什么會出現如此情況呢？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今天的經濟學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是一種“盲人摸象”的孤立的靜態研究，而不是從人性的基礎出發對整體的把握。從而導致經濟學今天的窘象。　　從經濟學能否定量分析這一點上，我們認為，雖然經濟學的數字所代表的是一種能將復雜的質性情況總括的方便法門，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天的經濟學就是有經濟數字規律可循的“質性”學說，因為，對它的“數學函數規律”的探求必須從人的角度去追尋，經濟學使用數學沒有錯，錯誤的是經濟學使用數學的方法。　　人與自然雖然屬于兩個不同的領域，但哲學告訴我們，任何事物之間彼此都存在內在的聯系，人與自然也是一樣。我們人類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也可以予以借鑒。同樣，物理學可以對客觀事物予以度量，經濟學又為何不可呢？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找到度量的尺度，而不是能不能度量的問題。物理學的度量是“物理量和標準量的比率”，經濟學也是這樣，只是這是一個我們需要攻關的課題。　　價格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參數，其意義就如同物理學的長度一樣重要。在現實社會中，價格的連續性我認為具有客觀實在性，雖然有些商品的價格貌似具有“跳躍”的特征，但其本質仍具有連續性的內涵屬性。股市價格的變化不是一種不均衡，而是一種動態均衡的體現。　　我們知道，工具主義存在致命之處，就在于它的理論系統的正確性和完備性取決于根本性的前提假設。很明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都是一些“中間體性”的假設，而不是基礎性假設，這就必然導致整個經濟學基礎的脆弱，這些彼此孤立的“中間體”假設所形成的數學模型必然受到這些割裂的假設的困擾而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的統一體，從而使得經濟學形成了散亂堆砌的模型集合。這種現實并不是我們經濟學人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我們必須予以解決的現實問題。　　對科學的研究，我們必須看到，雖然演繹法的存在是完美的體現，但它必須是建立在以歸納為基礎的假設的前提之上。因此我們可以說，歸納、演繹作為科學研究的兩個車輪是彼此互為依賴、互為依存的。歸納的可靠程度決定了假設的準確與否，而假設的準確與否又決定了最終演繹結論的正確。　　對于經濟學來說，其的發展水平還遠未達到物理學的量子力學水平，甚至連牛頓力學都遠未達到。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并未放在人性的本源上來研究，而是試圖孤立的針對具體的經濟現象來透析，以圖探尋其本質的內涵。這也就是今天的經濟學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那么，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人”作為一“生物體”賴以存在的有別于“自然體”的內質。那么生物體與自然體有何區別呢？一個淺顯的標志性的本質差異就是，生物體是“活物”，自然體是“死物”。那么“活物”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就是能動性，即人的能動性，那么我們就要問了，人為什么要有能動性呢？很明顯，人的這種能動性就是為了滿足其解脫自身不適的需要，換句話說，就是為了解脫“欲”的需要，如，人吃飯就是為了擺脫饑餓，穿衣是為了避免寒冷等等。總之一句話，人的“能動性”就是為了滿足自身對欲望的解脫，這也是“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自然體的一個標志性區別。“欲望”是人類社會存在一切社會行為（包括經濟行為）的根本性原因。故此，經濟學研究，首先必須從研究“欲望”開始，也就是說，從人的本性開始。人的本性就是對“欲”的解脫。　　在現實中要想統一而準確地描繪人性的各個方面是十分困難的，在分析某一側面時，不得不簡化其他屬性。這也是自然科學通常的研究方法，然而經濟學終歸不是物理學，它不可能將結果還原于現實而又能保證其不失真，不可重復性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個無法克服的區別，它也決定了這一自然科學思路對經濟學的局限性。　　在今天，經濟學中的工具主義盛行已確定無疑，經濟學家總是試圖找到一種對人性更精確的描述方法來配合現有的完美分析工具，又或者找到更好的分析工具，使他的條件限制可以寬泛至更符合現實。經濟學的研究基礎在人性，或者說，在人的“欲望”上，只有對人的“欲望”我們能夠予以徹底的解析，經濟學的出路也就一片光明。　　“欲望”決定人的需求，也就決定了人的一切社會行為，包括經濟行為，在今天，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與人的“欲望”無關的人類行為。因此我們可以說，經濟學研究的基礎在人的“欲望”。只有把欲望研究數學化，并應用于經濟學，經濟學的研究才能前進。　　那么，我們又如何理解“人性”呢？我們認為，從形式上來看，人性不同側面的表象可能存在對立排斥的可能，然而我們若從人的總體來看，人性的本質具有整體和諧統一的協調特征。它們的一個共同目標就是，盡可能最大程度的實現自身“欲”的解脫，套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盡可能的滿足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今天的經濟學家對經濟事實尚不能作定性分析，又從何談得上作定量分析，經濟學家不僅在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夯實上沒有做到，就是對具體的經濟現象的解釋也不知所云。以假定代替事實，以分析代替邏輯，對事物的分析也是僅表非里。故而對于經濟規律的認識也必然是感性的和表象的。我們認為，大千世界的自然規律無論多么繁雜，其內在因果都是有規律可循的，經濟規律也是這樣。但今天的經濟學家卻將一個互為聯系的整體予以割裂的進行研究，以做“小題目”為時尚，從而見樹不見林。利益的現實籬絆又使他們喪失了走出森林的勇氣，故步自封的倔強使得經濟學家們陶醉在建模的自我欣賞之中，而不需考慮與現實的吻合與否。　　今天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的種種窘象，都是由于現實有些細小問題在宏微觀理論分析中不得不予以忽略所致。而這一分析方法又是我們不能放棄的癡迷式借鑒的物理學所特有，由此形成的理論與實際的背離不得不使我們經濟學家們感到迷茫和惶惑。崇尚工具主義，機械式的套用物理學，摒棄自身所特有的“人性”特質是這一現象存在的必然結果。故，作為宏觀經濟學基礎的微觀經濟學的無能也就不奇怪了。微觀經濟學的發展猶如原地轉圈，經濟學不同于物理學，物理學無法找到其自身的第一本源，而經濟學則不同，“欲”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始點，并作為主軸予以貫穿始終，這是物理學所不具有的經濟學優勢，而現實卻是，“盲人摸象”式的建模所拼湊出的整體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嗎？經濟學研究分析工具可以有多種，但基礎只有一個——“欲”。離開了“欲”作為基礎的任何研究，無論其如何“予以忽略”，其結果也終將是一堆散亂的組合。　　我們以經濟學賴以生存的基礎——效用來說，這一只是通過感覺出的特征，并未得到任何現實的理論證明，雖然我們似乎認為它存在，但并不意味著它的存在就不需要在理論上予以證明。德布魯的效用存在性證明妄圖彌補這一空白，然而這一漏洞百出的證明仍無法擺脫人們的質疑。基數論的窘境想通過序數論予以化解，其結果仍擺脫不了越描越黑的尷尬。邊際效用規律的確證更是無從談起。　　經濟學上的假定，其目標參數幾乎完全是不可量度的，在定義上已經是沒有量度的方法。今天的經濟學之所以備受責難，原因也就在此。“不可度量”就意味著科學的嚴謹性將大打折扣，而經濟學家們又不愿意重新審視一下自己的經濟理論脈絡，以期找到病根所在，而仍是沉迷于建模的精美，數學的晦澀之上，你越看不懂，就證明他的水平越高，脫離實際，更脫離現實基礎，而成為玩家的游戲。　　今天的經濟學發展遇到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對演繹法的過分偏好，而對實證歸納的不屑與淡漠，這反映了為什么今天的經濟學家大多是出身于數學而不是物理學原因。　　經濟學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學科，它的理論思想必須借鑒于社會學、心理學乃至物理學等，然而現實是這種借鑒乏善可陳。以至于極低的準入門檻使得數學家們可以隨心所欲的登堂入室，使之變成了經濟數學。很難想像一個連牛頓是誰都不知道的數學家敢染指于物理學，這也更進一步說明了今天的經濟學何等的年輕。　　任何一門應用工程科學的存在都必須依賴于一門基礎理論科學的存在為前提。很難想像沒有理論力學的存在建筑工程學將會如何發展。同樣，作為一門涉及到人的應用科學——經濟學，它所依賴的科學就必須是以研究人欲望為基礎的科學——欲學。否則，經濟學只能是缺乏人性基礎的在數學包裝下的描述性科學。　　經濟學家們對他們已建立起來的漏洞百出的大廈不忍舍棄，修修補補是他們唯一可以接受的選擇，這真是“完美”的形式是難以割舍的，然而在這一互不聯系的模型的堆砌集合中，若想由此追尋到基礎的真諦，猶如凡人見上帝一樣艱難。經濟學基礎的確定必須從人的本性中去尋找，也就是說，必須從人的“欲”中去尋找，否則別無他途。　　人性的表現與經濟表現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這就意味著這種相互影響決定了我們從人性中挖掘我們所需要的基礎，因為離開了人的本性——欲，人類的一切行為，包括經濟行為都無從談起。　　人的本性體現為對“欲”的解脫，這是經濟學一切假設所必須遵循的“普適”準則，“欲”是經濟學一切理論模型能夠得以統一的唯一基礎。今天的經濟學妄圖由實證中去尋找主體規律來多角度完善系統，這是一個工科研究的框架思路，其結果僅具有現實的吻合性，而不具有理論的科學性。經濟學關于這樣的例子很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就是由統計形成的工科規律，而沒有任何理論意義。因為它無法使我們窺測到其形成背后的本質原因。　　任何一門學科，要想成為科學，都有一個從定性到定量的過程，但科學的確立不是無根的浮萍，物理學的力學是建立在牛頓三定律的基礎之上，物理學的電學是建立在庫倫定律的基礎之上，他們的基礎來源無爭議性，因為，他們來源于可重復的實驗的實證而不是先驗的或內省的。經濟學也是這樣，他要想確立，并使自己成為科學，就必須脫掉自己的意識形態外衣，從而確立自己能夠實證的哲學基礎，并在這個哲學基礎之上建立自己的可定量的數學函數式。　　那么，我們再回頭看看今天的宏、微觀經濟學，就微觀經濟學而言，他是建立在“邊際效用遞減”的這一規律之上的，這一規律并未通過實驗予以實證，而是理論制造者通過內省的方式先驗出來的，這有悖于科學規律確立的基本原則，故必然引起了極大的非議和責難，姑且我們認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是成立的，今天的分析方法使我們很難洞悉“效用”和“邊際效用”其內部的要素構成及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只能停留在對效用和邊際效用進行曲線趨勢分析，找不到一個具體的通用的效用和邊際效用函數關系表達式，從而使經濟學僅僅從原來的文字的定性分析跨越到了數學的定性分析。得不出任何一個具體的精確的數字結論。這在物理學中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我說，經濟學以效用、邊際效用分析沒有錯，因為它確實“稍稍”觸及了“人性”的基礎，但是數學不能在無科學實證的哲學基礎之上進行運用，這樣只能帶來對數學使用的責難，以及數學使用失去解釋力。　　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要將經濟學這座精美的大廈披上更多的漂亮數學外衣，而是要做的是如何使“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有內省化走向實證化，如何找到效用和邊際效用其內在的要素構成及彼此之間的函數表達關系，經濟學的危機不是數學的危機，而是其哲學基礎的危機，大廈不可能建立在松軟的沙漠上，同理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凱恩斯內省而非實證的三大心理定律基礎之上的.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經濟學必須以人性的研究為基礎經濟學而不是迷信于數學的包裝，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如何通過實證夯實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人性基礎，而不是多披幾件漂亮的數學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