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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市場關心的關鍵問題是其深度和持續時間；它是一個短周期的現象，還是增長長期趨勢下降的開始？本文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波動，試圖從中總結一些規律和特征，以幫助我們判斷未來的走勢。 　　我們考慮長期增長趨勢和短期周期波動兩個方面。短期內，經濟的供給能力是相對穩定的，增長的波動主要反映總需求的變動和以總需求管理為導向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長期來講，增長主要取決于經濟的供給能力，更多地和結構性因素以及相關的政策相聯系。 　　改革驅動中國經濟長周期 　　經濟的供給能力取決于生產要素（勞動力和資本）及其使用的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總體可以用所謂“潛在增長率”來衡量。我們的分析顯示過去30多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有三個快速上升期，都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相吻合，體現的主要是體制改革的紅利：上世紀80年代初，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市場經濟帶來效率的大幅提高；21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提高了對外開放的水平，我國全面加入全球經濟的競爭。 　　具體來講，加入WTO從兩方面推動了生產效率提高。第一，加入WTO后，中國的開放度（外貿總額占GDP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機前的60%。開放度的提高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更大的海外市場和更多的技術進步機會，并促使經濟活動更為透明，減少尋租活動。最大的效應是使得我國相當一部分經濟活動參與到國際競爭中，提高了微觀主體的經濟效率，從而促進了宏觀TFP的增長。 　　第二，參加WTO后的貿易順差的大幅擴張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和人口紅利的實現提供了重要渠道。貿易順差從2000年相當于GDP的2%上升到2007年的7.6%，出口的擴大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的轉移創造了條件，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人口中處于生產年齡階段的人數逐漸超過凈消費人口，年齡在25歲－64歲之間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95年的50.5%上升到2009年58.7%，而農村的富余勞動力也隨之大幅擴大，經濟面臨內部需求相對于潛在生產能力嚴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業的雙重挑戰，加入WTO 就是在這個關鍵的時期為中國經濟供給潛能的釋放提供了機遇。 　　潛在增長率開始放緩 　　在經歷了前期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開始放緩。GDP增長率從2005-2007年的平均12.7%顯著下降到2008年以來的9.7%，這3個百分點的下降主要由凈出口貢獻，似乎是反映全球金融危機對外部需求的沖擊。 　　但近期發展有其內在原因，一個重要依據是：盡管從需求端看增長有較大幅度下降，但過去幾年經歷了一輪明顯的通脹壓力上升，反映了需求相對于供給的強勁，也就是說潛在增長率下降了。 　　三大因素可能導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首先，加入WTO帶來的全球化紅利接近完全釋放。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開放度顯著下降，目前已回落到50%。貿易開放度下降是中國回歸大陸型經濟的必然現象，也是結構調整，實現內外部需求均衡、可持續增長的要求。但從供給方面看，也說明來自國際市場競爭的效率的提高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降低，生產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賴良好的內部競爭環境。 　　其次，農村可轉移的富余青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目前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半閑置和完全閑置的15歲－35歲勞動力顯著減少，據估算已經從1990年的1.3億下降到目前的0.3億，說明農村可以轉移到非農產業的青壯年勞動力已經所剩不多。過去20年勞動力在部門間、城鄉間轉移是TFP增長的重要載體，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第三是房地產泡沫對實體經濟的擠壓。近幾年地價、房價快速上漲，從需求端看，房地產投資及其對相關行業的拉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但從供給面看，高地價、高房價推高了生產成本，對房地產的過大的投資性需求擠壓了實體經濟。另外，高房價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鄉之間，代際（中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差距。資產代表的是對資源的支配能力，財富的分化過大必然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些因素對供給面效率的擠壓隨著房價的快速上升而逐漸累積。 　　如何看未來的增長趨勢？參考過去十年我國資本存量的增長路徑對未來資本增速作出推測，同時依據聯合國的人口年齡預測推算我國的未來勞動力增速，并假設影響TFP的一些因素包括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按照歷史速度（2001－2007）增長，我們估算“十二五”期間的潛在增長率為8%，“十三五”為6%，到2020年下降到5.5%。 　　上述的經濟增速下降，基本符合國際經驗。2010年中國人均GDP達4300美元，估計2011年將超過5000美元。根據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的歷史經驗，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與13000美元之間經濟增速下降1個－3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我們的基準情形下降3.4個百分點，與國際經驗沒有很大的差距，部分反映追趕效應的降低。 　　當然，預測結果本身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但總體來講，下行的風險比上行的風險更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環境和資源約束對經濟供給面的影響，這方面很難量化，但過去的高速增長對環境有一定的透支，未來的空間縮小。 　　改革可防止增長率大降 　　從對驅動潛在增長的主要因素來看，勞動力的變化基本是給定的，投資的增速已經很高，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深化體制和結構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間還比較大，雖然不能避免增長率放緩，但可以防止增長大幅下降。 　　大量的研究文獻論證了科研成果數量的增長、教育水平提高以及政府效率改善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在這些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例如，2007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國（2.5%）、日本（3.4%）、美國（2.7%）等國，而且由于過去每年的投入較低，我們研發資本存量和發達國家比差距更大。中國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2010為8.2年，顯著低于美國（12.2年）、日本（11.6年）、韓國（11.8年）等國。在世界銀行測算的各國政府效率評分中（-2.5至2.5），2010年中國得分僅為0.12，遠低于發達國家1.4－1.5的水平。 　　假設我們在上述領域在未來十年加速追趕美國，同時，限制勞動力轉移的體制因素消除，“十二五”期間的潛在增長率的均值為9%左右，“十三五”為8%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相關的體制和結構改革，公共政策有退有進。 　　比如說，科研創新的關鍵是私人部門的創新投入，而市場競爭是決定私人部門創新投入的根本因素。如果一個私營公司，可以通過和政府拉關系獲得競爭優勢，它在創新上下的功夫就少。如果一個國有公司，可以在行業準入上、在壟斷資源的獲得上有優勢，它重視創新的動力就小。所以從產品市場的競爭上說，政府要“做得少一點”，提供一個有利于競爭的政策和法規環境。 　　還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如果農村的勞動力，沒有辦法獲得與城市勞動力相同的教育、培訓和醫療機會，其自由移動又受到很多信息上的、身份上的限制，那勞動力市場就不能充分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要“做多一點”，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總之，如果說加入全球化競爭和勞動力轉移是過去生產效率提高的主要來源，未來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內部的一些體制性束縛，提高競爭，來改善資源的配置效率。 　　外部沖擊和宏調主導短周期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經濟的短期波動幅度和過去比較顯著下降，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市場價格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加大。在面對供給或需求變化時，價格的彈性變動調節了消費和投資行為，吸收了部分沖擊，降低了經濟活動的大起大落。 　　其次，增長的制約因素從供給向需求轉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從短缺型經濟過渡到供給充分型經濟，短期內制約增長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給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總需求管理為導向的反周期宏觀政策有了較大的操作空間，對經濟的短周期波動起到抑制作用。 　　從拉動總需求的三駕馬車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出口和投資的波動性較大，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則相對穩定。具體而言，1995年以來我國GDP增長的兩次低位分別位于1999年和2009年，均受到了外部沖擊的影響；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相對于出口主要受外部沖擊影響，投資波動的原因則更為復雜，其中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主要由企業進行，其波動既有自身內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觀政策的影響。 　　由于經濟增長更多受到需求波動的影響，總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在短周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宏觀調控政策主要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構成，在我國主要體現為對投資的影響。財政政策直接影響到政府主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而貨幣政策通過調節貨幣和信貸條件影響更廣泛的投資。 　　貨幣政策有明顯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對外部沖擊的反應。在面對外生沖擊時，為了避免經濟增長大幅下降，貨幣政策放松，支持內部需求。相反，在總需求增長過快，通脹壓力加大時，貨幣政策則緊縮。 　　政府主導的投資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體現為政府換屆和五年計劃對基建投資的影響，其特征是每屆政府任期內，或每個五年計劃期內，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資大規模加速的現象，一般發生在每屆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計劃的中期。 　　宏觀政策對增長和通脹的滯后影響是經濟周期波動的內在原因之一。歷史數據顯示，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和通脹存在顯著的滯后作用：一般信貸增速領先經濟增長1個－2個季度，而經濟增長領先通貨膨脹3個－4個季度。政策的滯后影響若和新的外生沖擊在同一方向疊加時比如政策緊縮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經濟的波動幅度就會超過政策調控的意圖，反之亦然。 　　2012年將是短周期底部 　　由于外需疲弱和投資去杠桿化，2012年出口和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動能減弱、經濟增速較2011年放緩是大概率事件。但逆周期的宏觀調控將限制增長下降的幅度，經濟硬著陸風險不大。通過對總需求變動趨勢的短期分析，我們預測2012年的經濟增長將從2011年的9.2%降到8.4%，環比增速呈現前低后高走勢，同比增速的低點將于年中前后出現。2013年增長維持小幅上行的態勢，全年達到9%。這可能比當時的潛在增長率稍高，但需求過熱的程度不會很大。上述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按照過去的規律，預計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將在2013年（“十二五”規劃的中期）有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換屆完成對投資的拉動影響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體現。 　　其次，房地產去泡沫化會持續一段時間，形成對相關投資負面壓力，持續多長時間有較大不確定性。但我們的判斷是房地產投資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的緊縮不大可能重疊。如果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構成較大的負面影響，政策對總需求的支持有空間。 　　最后，從外部需求看，我們的總體判斷是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構成的下行風險2012年比2013年大。近期的發展顯示，市場給與歐洲主要政府化解歐債危機的時間不會很長。美國2013年面臨財政緊縮的壓力，但緊縮的程度還要取決于當時的增長情況。 　　中國經濟處在一個長期增長放緩和短周期下行的交織階段，從長周期角度看，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空間大幅降低以及加入WTO帶來的開放效應逐漸消退，經濟潛在增長率未來十年將有明顯的放緩。從短周期的角度看，外需疲弱，房地產去泡沫化和產業投資去杠桿化構成增長放緩的壓力，但政策支持增長的余地增加。預計2012年將經歷本輪短周期中增長的低點，2013年將小幅反彈；但受制于增長潛力的放緩，回到過去10%以上的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

行走江湖 身不由已